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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来，本人为编修本县、本地区的杜氏宗谱、联谱和全国的《中华杜氏通谱》（以下简称《通谱》），曾到全国诸多省(市’)走访杜氏宗亲，拜访专家学者，结识了不少有热心、有水平的谱牒行家，并查阅和学习了很多质量较高的家乘族谱资料。同时，也发现一些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如族谱基础资料的准确性和世系传承的可信性等等。为把我们的《通谱》打造成为高质量的旷世之作，编委会制订了《凡例》《篇目》和各卷《编纂方案》等编写框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此，我仅对资料采集的方法和世系编排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合理性问题，与大家共同探讨，不当之处，请各位专家和修谱同仁赐教指正。 一、如何采集基础资料 编修全国杜氏《通谱》，需要大量而准确的基础资料。收集资料耗费时间久，工作量大。从时间空间来讲，纵贯远古至今数千年，从地域范围而言，涵盖大江南北乃至全中国。然而，对所收集到的诸多资料分门别类，综合整理，研究考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为谱所用，更是一件严肃而艰难的工作。 （一）群策群力，广泛收集基础资料 为编好《通谱》，首先，重要的是全面发动广泛收集相对准确的基础资料，否则即为无米之炊。从哪些方面收集基础资料呢？我认为：就准确性和权威性而言首选正史。从《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清史稿》，包括后来新增加的《新五代史》《新元史》共26史，计4006卷。对各朝历史事件和名人事迹记录颇详，内容丰富。其次，就是地方志，我国最早的地方志当为《山海经》《禹贡》《周官》等，后来逐步出现了各地的《州志》《府志》《郡志》《县志》以至当今的《市志》《乡镇志》和《村志》。均比较全面地记载了本地政治、经济、地理、人口等演变内容。因是当地人写当地事，当代人记当代事，一般都比较客观准确。我曾到20多家省级图书馆查阅了1000多本《县志》《市志》，收集中华杜氏迁徙分布和名人资料，收获颇丰。第三，当数谱牒资料。正史、地方志、家谱构成了中华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我国的家谱文化，春秋战国始兴，魏晋南北朝盛行，唐宋形成高潮，历代先贤不乏珍贵之作。 先秦世期，即有《世本》闻世，西晋谱学家执虞曾有谱学专著，我们的先祖杜预亦有此方面的论述。 唐宪宗时期（778～820年），林宝受命撰修《元和姓纂》，元和七年（812年）成书，是我国姓氏书的又一部旷世之作。 至南宋朝，先后有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辨证》和郑樵的《通志·氏族略》分别于绍兴四年（1134年）和绍兴三十年（1161年）出版。 明代万历年间，凌迪知又撰《万姓统谱》146卷。还有《族姓记》《百家谱》《英贤记》《姓苑》《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以下简称《新表》）等著作皆为我们编修《通谱》的重要参考资料。 我国修谱先为官撰，后为民修，明清以后，大的姓氏，大的支系均修族谱、宗谱。当今盛世，国强民富、修谱之风，空前高涨，大部分省（市）均设有家谱馆。中国家谱收藏中心设上海图书馆，收录335姓家谱1.7万余种11万余册。我曾九次到上海家谱收藏中心查阅各地《杜氏族谱》，内容丰富，编排精致。特别是浙江嵊洲、黄岩、东阳岘西、岘北数量居多，内容详实。200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王鹤鸣主编的《中国家谱总目》全十册。收录全国608姓家谱52401种，其中杜姓96种，涵盖浙江、上海、江苏、安徽、山东、江西、湖南等16个省（市）。除以上三大类以外，历代经典著作亦为我们编修《通谱》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来源。如《左传》及杜预编著的《左氏经传集解》、杜佑编修的《通典》200卷、《吕氏春秋》《太平御览》《四库全书》系列丛书等。还有近代出版的《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以下简称《变迁》）、《杜姓史话》《杜甫传》丛书、《长安韦杜家族》《滨州杜氏家族研究》丛书、《辉煌一族》《吾庐春秋》等杜姓专著也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收集以上资料，除了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和认真细微的工作态度外，还要讲究工作方法。当今信息时代，多快好省的办法首选网络平台，可以下载很多有用的资料。再就是到各级图书馆、档案馆、家谱馆、史志馆等处按需查阅采录。有些资料尚需到民间走访收集，相当一部分家谱资料收藏在民间。另外，一些始迁祖的碑记和祖辈口传也可作为重要参考。 （二）去伪存真，力求基础资料真实可靠 一般而言，以上几方面的资料大都是准确可靠的，但也有一些却不符合事实，不准确，不可取。先说正史，欧阳修所著《新表》其宰相家族世系传承应该是可信的。但杜氏从杜泄到杜周的主线传承则不可信，不可取。从杜泄到杜周《新表》排为泄、绰、段、赫、秉、札、周七代相继传承。经考有关资料，泄生前565年许，周生前148年许，前后跨越417年，每代相距69.5年，显然不符合生育规律。另外，将杜预之子杜尹传杜牧一支列为襄阳杜氏，也是错误的。杜牧之《自撰墓志铭》称：“后魏太尉颙，封安平公及予九世，皆葬少陵。”此支和杜锡传杜如晦、杜跻传杜铨都是货真价实的京兆杜氏，没有宰相而榜上无名的杜耽传杜甫一支才是真正的襄阳杜氏。再看《古今姓氏书辨证》，邓名世在杜尹传景秀，景秀传懿、逊，懿传乾播、乾佑、乾祚三子的世系中，将杜甫之祖依艺作为第四子挂靠在此，王力平博士在点校之中明确指出是错误的。至于《杜氏族谱》，对于远古世系传承，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五花八门。 以杜预传杜甫的世系为例。这段世系传承我收集到了44个版本，其中有七个是杜预长子杜锡传杜甫，有13个是杜预少子杜尹传杜甫，有24个是三子杜耽传杜甫。显然，正确答案只有一个，经考证应该是杜耽传杜甫。江西数部《杜氏族谱》因其祖杜与杜甫同属襄阳杜氏，故其祖系也排成了尹、琳、袭、标、冲，经数代再传杜，犯了同样的错误。某一《杜氏族谱》甚至还把杜甫祖母卢氏太君之祖卢柔、卢元哲等当成了杜审言的曾大父和大父，更为荒唐。浙江岘北《杜氏族谱》给我们提供了诸多宝贵资料，杜尹支下多代传人之生卒年月均有详细记载。但其所载晋永熙元年（292年）、唐贞观五年（631年）、唐乾宁二年（895年）杜预、杜如晦、杜让能分别重修族谱，此说却经不起推敲。因为史载杜预于284年，杜如晦于630年，杜让能于893年均先后去世了（《变迁》285～287页），而此三次修谱时间均在三人去世之后，故此说不足为据。 墨迹晕染分割线 史、书、谱之可以出现形形色色的错误，究其原因，主要缘于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资料不实，且乏于考证。如邓名世在《古今姓氏书辩证》中将杜甫一支作为杜尹传杜懿之后。杜甫卒于770年，到南宋邓名世已300多年了，如无翔实资料，也难以考证了。历史上往往是后朝、后几朝人写前朝的人和事，并非亲身经历，往往出错。二是史书编纂者所编《明实录》《清实录》之类的史料，必须秉承当朝统治者旨意，不可能完全秉笔直书，甚至歪曲事实，忠奸不分，善恶不明，误导后世。三是误于门第贵贱。正如王力平博士所说：“唐初士族家谱的修撰，既重视‘冢中枯骨’，又重视当世权贵”（《变迁》第279页）。自古以来，尽皆如此。一方面尽量把自己的先人挂靠在古代达官显贵名下，甚至不顾“冢中枯骨”的血脉关系。有些谱学家称之为“攀附权贵”和“卖祖求荣”。另一方面，有很多谱书明定：“恶者不入谱”。即犯法者，犯族规者则谱上无名，其后辈要么亦不入谱，要么挂在别人名下，时代久远，后人则不知原委。四是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特别是某些撰谱者认为老谱之源流世系一律不可疑，不可易。这就出现了历代修谱对老谱所论不分析、不推敲、不考证，一律照抄的现象。而古人限于经济条件、文化层次，很多谱均缘于手抄和口传，特别是历史上的大迁徒、大移民，使之原籍不明，无以考证，也就免不了漏洞百出，张冠李戴了。五是凭空想象，自圆其说。有些修谱人又想把源流世系编完整，但无资料，又不考证，或者是照抄他人习作，或者是凭空捏造，表面上看起来完整无缺，实际上与事实根本不符，甚至是本末倒置，乱点鸳鸯谱。特别是旧时有些家族文化水平低，无力修谱，花钱请他人代劳，而他人得人钱财，仅是糊弄交差而已。以上种种原因，则大大增加了我们对基础资料考证甄别的工作量。 由于资料来源繁杂，对同一问题往往说法不一，所以我们引用有关史实、论据和结论时都必须注明出处，谓之下断有据。原则上讲没有出处的资料是不能作为依据的。为什么？引用他人研究成果，注明资料来源，一则可免剽窃盗用之嫌。二则说明非个人臆想和标新立异。三则有利于别人按我们提供的线索继续考证。四则因出于名人精辟的论述而具有权威性。标注资料来源的方式一般有如下三种：一种是文中注，即×××资料载、述、记等。或在所引用的内容之后加括号据×××资料。第二种是页末注，即在正文中标示脚号，再在本页下面按角号顺序注明作者、书名、章（卷）、节、页和出版社与出版时间，这种方式多为广大作者所采用。第三种方式为篇末注，标明此文参考资料之书目。考证和论述文章一般是第一种或第二种方式与第三种方式同时并用。 二、如何理清源流脉络 如前所述，有相当一部分史、书、谱所载世系传承都不一定十分可信，那么我们如何去甄别和决定是非取舍呢？一般可采用如下几种方法。 （一）根据人物生平判定世系传承的正确性 祖系传承正确与否，必须以人物生平为据，否则无从谈起。有些世系图代代相继，排列整齐，总代数亦相差无几，但考其先祖之生年，父子之间，有的相差太远，有的本末倒置，甚至不属同一家族。简言之，排错了位置站错了队。江西有一部《杜氏族谱》，排有如下世系：绰、魁、修、密、通、段、赫、秉、札、乔、业、绍、占先、恂、夔、子春、周，十七代相继传承，经考证杜绰是湖北江陵人，楚声王时（公元前407～前402年)任楚大夫（《杜姓史语》第7页）。杜密是河南登封人，汉桓帝时（147～169年）历任尚书令（《中国名人志》第155页）。杜子春是河南缑氏人，汉明帝永平（58～75年）初年尚在，年近九十（《隋书》卷三十二）。杜周是南阳杜衍人（《汉书》卷三十），生于前148年。如上述，这几位先祖首先是站错了队，杜绰和杜密根本就不是同地同家族的人，不可能是父子。同样，杜子春和杜周也不可能是父子。再就是排错了位置。按以上生平，杜绰生于公元前440年许，杜密生于公元后110年许，杜子春生于公元前30年许，杜周生于前148年。如将杜绰作为第一代，则与第四代相距550年，平均每代相距183年，实属天方夜谭。杜子春与杜周属于本末倒置，儿子出生118年以后才有父亲。这段世系纯属乱七八糟，如无主要人物的生平事迹可查，也就无法判定其正确与否了。 （二）根据世代平均年率评判世系传承的可能性 谱学家李道生通过多组数据测算，古人世代平均年率（亦称代距）为29.3年/代——36.1年/代，多组平均为33年/代（《中华谱牒知识问鉴》第30页）。虽古人提倡早婚，如北周武帝曾有诏令：“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爰及鳏寡，所在居民，到时嫁娶”（《周书·武帝纪》），但由于物质生活艰难，医疗匮乏，加之战乱，一般古代人代距多在30年/代以上，有的甚至为38年/代上下。而近代人一般为28年/代左右，现代人为25年/代左右。代距的计算方法是末代生年减去首代生年除以总代数减一。以晋国时期的士氏传承为例，士蔿生前700年许，传士縠、士会、士燮、士匄、士鞅、士吉射共七代（《左传》及《世本八种·大夫谱》）。士吉射生前530年许，其代距则为（700～530）÷6=28.3年/代。再看杜预传杜诜世系，杜预生222年，相继传尹、琳、袭……遂良、衍、诜，共24代（郯北《杜氏族谱》。）杜诜生于宋真宗咸平庚子年（1000年），其代距则为34.3年/代。江西鹤村《杜氏族谱》所载始迁祖杜同生于1080年，下传至十四世为杜拯，生于1520年，其代距为35.5年/代。一般认为《孔氏族谱》记载是准确的，孔霸生前110年，传至第九代孔羡，生于公元190年（《孔姓寻根问祖一本通》第73～75页），其代距为37.5年/代。以上几例说明，某一段世系传承之代距若为28～38年/代左右，都可认为其总代数是可信的。 运用代距法判定某一段世系代数的准确性，也可以采取分段判定的作法。如前述《新表》所排从杜泄到杜预为泄、绰、段、赫、秉、札、周、延年、熊、穰、敦、邦、宾、崇、畿 、恕、预十七代相继传承，杜泄生前565年许，预生222年，其代距为48年/代，显然不可信。我们把它分为两段计算，从杜泄到杜周七代传承如前迷，不可信。再看杜周到杜预这一段，杜周生于前148年（岘北《杜氏族谱》），传至第十一代杜预生222年，其代距为37年/代。这段世系传承符合世代平均年率，应基本可信。对杜泄到杜预这段世系也就不应该全盘否定了。 （三）根据他支他姓同期对比确定所传世次准确性 对于某段世系传承的总世次有所怀疑、难于定论时，我们可以采取与他姓或他支同时期世系传承互相对比的方法来确定其准确与否。如上述杜周到杜预这段传承代距为37年/代，前面提到的《孔氏族谱》中的孔霸基本与杜周同时代，孔羡基本与杜预同时代，其代距为37.5年/代，两者基本相同。再看杜预所传几支子孙的代距，杜预生222年，如前述传景秀一支传至15代为杜佑。杜佑生于735年，其代距为36.6年/代，杜预传景仲一支，传至13代杜济生672年（《新唐书》第2423页），其代距为37.5年/代。杜预传杜锡一支，传至第18代杜让能生于847年（《新唐书》第2693页），其代距为36.6年/代。由此可见，这几段同一时期的世系传承其代距均在36.6年/代～37.5年/代之间，相差无几，应基本可信。 （四）在世系综合评判中几个方面的优先选择性 对古代世系传承正确与否的评判，在使用以上几种方法时，如有必要，还可考虑地方志所载、家谱所录、碑刻所记、名人论述等几方面的权威性和优先选择性。 先说碑刻，自秦汉以来，古人就采取了用碑刻记述亡者家世和生平事迹的方式。或为置于墓穴之中陪伴死者的墓志铭，或为立于墓道前的神道碑。一般都是后辈为近祖或近亲所置，时间间隔只有几年、几十年许，或父祖亲口所传，或完全是本人亲身经历，最为可靠。（宋）欧阳修所撰《太子太师致仕杜祁公墓志铭》对其远祖近祖及四子均有详载：预之十四世歧国公佑显于唐，又九世至于祁公。曾祖太子少保讳某，赠太师（注：辇赠太师），祖鸿胪卿讳叔詹，追封吴国公，父尚书、度支员外郎遂良，子男曰诜曰?曰讷曰诒。此祁国公即北宋宰相杜衍（978～1057年），与欧阳修（1007～1057年）俩人同朝为官，所书家世完全可信。研究唐朝诗人杜甫家族世系者颇多，众说不一。1915年挖掘出来的苏颋（670～727年）所撰《大周故京兆男子杜并墓志铭并序》对其近祖记为“曾祖鱼石，隋怀州司功，获嘉县令。祖依艺，唐雍州司法，洛州巩县令。父皇朝洛州洛阳县丞”（注：父审言尚在故阙而不名）。杜并生683年，与苏颋同时期，故此段世系传承可谓杜甫家族世系的铁证。 对某些历史疑问，在众说纷纭之际，往往权威人士的论述可以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杜甫的家族世系，在我收集的24个杜耽传杜甫的版本中，有的排12代，有的排13代，有的排14代，还有的排15代，到底应是多少代？杜甫自称是当阳侯十三叶孙，对此十三叶孙理解不同，则出现了以上四种不同的说法。相当一部分人都认为从杜预到杜甫的总世次就是13代，但民国时期历史学家岑仲勉（1886～1961年）通过多方考证，在《唐人行第录·杜甫世系》中力排众议说：“计世之法有二焉，一连本身，一不连本身。唐代用后法者多，十三叶孙即十三世孙之变文”。“推而下之，预至甫应共为十四代”。十四代之说，得到钱谦益、冯至、陈冠明、金启华等近现代历史学家的支持和认同。不少《杜氏族谱》均沿用此说。考唐朝御史中丞杜济神道碑铭，记为杜预之十四代孙（《新唐书》第3489页）。查《新表》，从杜预到杜济排了十五代传承。考唐登州司仓杜济墓志铭，记为杜预十二代孙，查《新表》从杜预到杜济排了十三代传承。两则实例足以说明岑仲勉先生之说的真实性和权威性。 一般地方志对源流和分布的记载都是可信的。如1991年版浙江《龙游县志》载：县内杜姓主要有三支：横山杜野杜氏，元至正年间来自衢县，现已衰亡。下库溪底杜氏传19代，现280余人，下库杜家杜氏亦传19代，现40余人，两支均于明成化年间来自衢县。江西安远县杜姓，望出京兆，南宋时由泰和县迁入，已传32代（1993年版《安远县志》）。福建建宁杜氏现1000人以下，其源流为南宋咸淳间（1265～1274年），大理事卿杜庶遭僭瘐死，其子逃至建宁容坊定居，现分布于城关、容坊、中畲等处（1995年版《建宁县志》）。山西和顺县有杜姓3812人，始祖于明嘉靖四十三年（1563年）由山西洪洞迁入温源里，已传二十世，分居于泊里，下石勒等村。泊里尚存杜氏宗祠（1993年版《和顺县志》）。以上记载，现场考察，基本如此。地方志所载史实，一般均为当时所记，逐次转载，故基本可靠。 有的族谱对于古代和始迁祖以前的世系大多不太准确，但始迁祖、特别是居地祖以后的世系绝大部分都是可信的。因为都是始迁祖的后辈人所修，逐次传承至今。如湖南西北一支杜姓始迁祖生于1320年许，1369年来张家界。下传至十二代杜先鼎生于1640年，1680年迁仙阳，为其居地祖，传至现在又十三代。世系清晰，生年大部明载，25代平均代距为29.1年/代，符合生育规律，完全可信（2002年版仙阳《杜氏家谱》）。江苏江阴一支杜姓，始迁祖亦为居地祖杜子京生于1100年，1122年迁江阴青肠，相继传连、椿、炳、域、择等，现已传至第37代，代代生卒年月斑斑可考，其代距为25.5年/代。 （五）对某些世系传承采取存疑、几说并存和佚名之法，不盲目定论 由于历史的原因，有些古代世系经不起推敲，不够准确。对这些世系传承如果实在找不到有力的证据，不能确定其谬误与否，也只能采取存疑、几说并存，某代传人按佚名处理的办法，而不盲目判死刑，不妄下结论，给后人提供线索，留有空间，继续研究。如杜柏传杜周这段世系。按《左传》开头几代为杜伯、隰叔、士蔿三代相传。杜伯生于前830年前后，隰叔生平无考，士蔿前671年与群公子商量去除富子，则生于前700年许。按此前后130年，中间只有一代人，显然不可能。在没有新的发现之前，我们就只能存疑了。杜泄父祖，《新唐书》无载，诸谱说法不一。一说士会、士止、杜泄三代相传；二说士会、杜季、杜梁、杜泄四代相传；三说原款、杜祁、杜回、杜泄四代相传；四说士会、士燮、士匄、士止、杜泄五代相传。我们通过分析，排除最不可能的说法，如剩下两说难作取舍，也就只能两说并存了。从杜泄到杜周这一段传承，按前述《新唐书》只列了七代，而按代距测算起码也有12代，所差的这几代如果实在找不到可靠的资料，暂时就只能作佚名处理了。有待后者继续考证，填补空白。 三、如何对接宗支世系 我们纂修《通谱》，必须尽最大努力去“理清杜族历史，理顺渊源与脉络”，使中华杜氏这座世系宝塔更加准确完善。这就需要我们把全国杜姓的各个宗支准确合理地和主干总世系连接起来。但是，由于有些朝代不准民间修谱，或无资金修谱，即使修了谱也不能做到家家有谱。特别是历史上山西洪洞、江苏苏州、广东珠玑、湖北麻城孝感几次大移民和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大迁徒，迁民后代大部分人只知道来自某某集散地，而不知具体祖籍地，寻根问祖极为困难。这样，就形成了相当一部分断头谱，或称半截谱。谱中只有始迁祖或居地祖以下的世系传承，而和中华杜氏主干总世系挂不起钩来。各小宗支如何和大宗支及主干总世系合理对接呢？首先要搞清两大前提，一是来自何方，二是来自何时。在此基础上，再按如下三种办法寻找对接点。 （一）据先祖名讳找接点 这种办法就是主干总世系或大宗谱上有某先祖名讳，但后裔无载，或注明外迁。小宗谱上所述发源地和始迁祖迁徙时间与大宗谱所述一致，两谱所记先祖名讳也一致，就说明找准了接点，且准确可靠。但值得注意的是两者名讳也许不完全一致，有的是同音字，有的是形体相近的字，有的是名，有的是字，就需仔细去对照考证。考江西丰城世隆公固、同、周三子，分别为三溪、鹤村、坳背始迁祖。但三公支谱前几代共同先祖的记载多不相同，有的记名，有的记字，有的记号，详查世传生平，方知无异。海南琼山区一支杜姓，其谱载始迁祖为唐朝宰相杜黄裳之子杜载，其兄杜胜不知所踪。江苏无锡一支杜姓始迁祖称杜胜，通过考证亦即黄裳之子，这两支就合谱联宗连成一体了。广东南海白沙始迁祖杜旻智，号盘天，又名大七郎，不知祖源。他们寻根问祖，在江西安远修田杜氏谱中发现监公传正东，正东传中达，中达传崇正，崇正传大七郎、大八郎、大九郎，均迁广东。理清脉络，他们方知同祖，都是杜预传杜佑一支。于是聚集于安远杜氏宗祠，举行了隆重的旻智公晋牌仪式。 （二）据祖传字辈找接点 设立字辈（又称班次、派语）是各支各系在修谱时的传统做法。即从某一代人开始，姓后面的那个字全部使用同一个字，说明都是同辈人，都是兄弟之间。字辈涵盖范围不一，有的几个地区、有的几个县，有的只是一个村，或同一始迁祖同字辈，或同一居地祖同字辈。如湖南常德地区和张家界地区杜姓人基本上都是民国十二年修谱时统一的“世大必佳，慎修方登”等字辈。而江西丰城三溪和鹤村相距数十里，两村杜姓字辈各不相同。三溪为“时宏昭元凯，允际振家声”等字，鹤村却为“志学思光大，敦信守正中”等字。历史上有很多迁民背井离乡时虽无家谱可带，但父祖辈口传的字辈却牢记在心，代代相传，若干年后就成了寻根问祖的重要证据。贵州和湖南两支杜姓祖传来自江西，字辈为“时宏昭元凯”等字。通过联络勾通，则知和丰城三溪杜家同宗共祖。 （三）根据相关记载找接点 有些家谱对先祖迁徒源流没有明确的记载，迁出地族谱只有名讳而子嗣不明。迁入地族谱只有始迁祖名讳和迁入时间以及来自大概地域，给寻根问祖带来不便，这就需要根据相关记载综合考证。湘西北杜氏建国前修谱，一直只载始迁祖京文、京武于明朝江西填湖广时来自江西丰城大栗树，不知祖源。2009年八市（州）联合修谱曾四次到江西丰城考察多支杜姓，发现鹤村杜同一支传六世有复、厚、恪三兄弟，居曲江水寨湾，复公生1274年，六子多居本地。厚公生1276年，有子徒湖北嘉鱼。恪公名下只有“子不详”三字。通过考察，曲江原有大栗树地名，经分析，恪公应生于1278年，史载江西填湖广是在1369年。京武公在改朝换代之际，以元朝旧臣五军都督府佥事之职改任明大庸卫指挥使，应生于1310年许。他们认为恪公因子嗣外迁，故修谱时注为“子不详”。而京文、京武迁出地、迁出时间、出生年与恪公均合，故确定恪公为湘西北之祖，为杜耽传杜一支，解决了600多年以来的断头谱问题。 （四）合谱联宗成大统 往往一个地区，有若干不同祖系的宗支，有的载有从杜伯或杜预以下的完整世系，但多数均为居地祖以下几代，十几代不等的半截谱。要求他们都和杜伯、杜预直接挂钩，简直不可能。怎么办？采取以主线世系清楚的那支为主体，与其合谱联宗成大统。具体办法是：首先在本地就近找准一个主体宗支，从古到今源流世系清晰，各代传承基本准确。在此基础上，相互认同对方的世系传承，相互认同对方的始祖和迁徒祖，并且相互之间世代和睦相处，关系融洽，愿意合谱联宗。最后三步操作到位，第一步比对一个时期内两支或多支先祖的出生年，明确双方的第几代是兄弟关系。第二步明确小宗支的居地祖是主干宗支始祖的多少代。第三步在此基础上订立共同的字辈，明确新字辈的第一个字分别接各宗支原字辈的哪一个字，原字辈全部废止，统一使用新字辈。湖北仙桃一带，杜秀一一支是主体，世系清晰，人丁数万。另有嘉鱼、监南、监北几支。2002年他们合谱联宗，统一使用“仁爱敦厚，礼义照彰”等新字辈。湘西北和湖北鹤峰八个地（州）市联修《杜氏总谱》，京文、京武两支人数多，同字辈，是主体。34个支系合谱联宗，统一使用“秦晋楚豫，延续剑湘”的新字辈。这样一些小的宗支也就知道他们的始迁祖和居地祖是杜伯和杜预的多少代了。 《通谱》世系卷的编纂，是整部谱书的重中之重，工作量最大，也最复杂。我们要编好世系部分，首先要按篇目大纲的有关要求，再按上面述及的具体方法，广泛收集总世系和各地宗支世系资料，然后进行考证研讨，综合分析，甄别比较，去伪存真。最后找准接点，各小宗支与当地大宗支对接，各地大宗支与主干总世系对接。这样，我们的中华杜氏世系宝塔就圆满形成了，我们的《通谱》世系部分也就大功告成了。 以上絮语，仅为个人浅见，抛砖引玉而已。诚望大家共同探讨，发表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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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4-9 00: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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